雷火电竞:唐宋时期,柳宗元祠祀,文人祠研究

作者:yebuyugz9B    发布时间:2023-11-09 10:07:32    浏览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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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中唐起,历史上有关文人祭祀活动的案例就开始大量出现,它们主要保留在碑刻、祠堂记和一些吊唁怀古诗中。
遗憾的是,这些材料虽然被研究古代民间祭地归为贤人一类。
文人以及文人祭祀的特性一并融入到“贤人”话语体系之中,不仅不利于“贤人祭祀”和“贤人祠”研究的深化,而且还使得文人祭祀这一重要学术现象久为学界所忽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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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上,文人属于贤人的一种,却又不同于一般的忠臣贤守、烈女节妇。

关于文人祠的建祠目的,前文第一章在探讨文人祭祀的源流时就已有所论及,但考虑到建祠目的是我们理解文人祭祀的基础,它甚至直接关涉到文人之祀这一概念能否成立。
故不避冗杂,再详论之。
杜审言逝世以后不久,吉州(今江西省吉安市)士民为纪念他而建造的“诗人堂”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明确以“诗人”为名的纪念性场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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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王象之《舆地纪胜》载:“诗人堂,在司户厅,卢篆以唐诗人杜审言曾居是宫,故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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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杨万里铭,周必大箴”。
“卢篆”之“卢”具体指称何人今已不详。
检阅史料,“杨万里铭”也已遗失,我们今天只能见到周必大为司户厅所作的《吉州司户厅缓斋箴》,当此之时的司户厅为“皇族公括”所占有,“(括)甫居庐陵,以缓名斋”,司户厅被(赵)括命名“缓斋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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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文此处并没有提及诗人堂事。
但周文没有提及并不意味着诗人堂就荡然无存,元人李祁所作的《吉安路诗人堂记》一文详细记载了诗人堂的历史沿革及建制情况,诗人堂专为纪念唐前期著名诗人杜审言而设,旧址即在杜审言生前生活、办公的场所司户厅中。
结合《舆地纪胜》所载,司户厅的主要功能是办公之用,故而诗人堂设立之初其实只起到了纪念作用,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祠祀行为,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祠祀场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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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满足地方士民的祠祀需求,后来西原山寺又专门供奉起了杜审言,元人王礼《大隐楼记》即言:“郡城南行三里许,有起桀然宏丽之楼者,问谁欤?罗其姓,宗信其字也。
一日过之,宗信与予登楼纵观,西眺古寺,杜司户审言之祠在焉,即诗人堂也”。
西原山寺中的杜审言祠祀起于何时,已难以考证。
但从“淳祐中,州学正危志白诸府公,得龙岗之地,广袤十余丈而营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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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堂三间,又充广之如其数,而诗人始有专席之地”语似可推知,至迟在南宋初期吉州当地就已另建“诗人堂”来专祀杜审言。
李祁的祠记表明,元代重修后的诗人堂规模更大、祠祀功能更加专一。
值得注意的是,李氏引用“太守燕山高侯”的话云:“今乃使唐宋诗人,历代忠节名胜之士,依于僧廊,安乎不正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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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予之责也,遂博谋于众,得窠宇于郡庠西后,倚先贤读书台不数十歩”。

杜甫祠中的景观既包括自然景观,又包括文化景观,类型多样,种类繁复。
而本节所探讨的景观主要是指与祠主(即杜甫)身份相关的文化景观,这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内容:一、遍刻祠主生前的文学作品于祠中,通过石诗刻来营造文学氛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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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对杜甫神像的选取十分严格考究,偏爱苦寒瘦削的面容,注重对祠主文学形象的建构。
三、文人祠的整体空间布局讲究文人雅趣,意境优美。
古人刻诗于石的传统源远流长,从先秦石鼓文中遗存的十首四言诗,到汉代的《大风歌碑》,再至宋代欧阳修、赵明诚等人始专著金石之书,中国历史上的诗刻现象一直昭然可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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诚如陆机在《文赋》中所言:“披金石而德广,流管弦而日新”雷火官网。
将诗歌广播于石不仅有利于诗作的流传,还可以扩大作者的文学影响力。
然而,不管是释氏之寺庙,还是道家之宫观,抑或是民间祠神的祭祀之所,均鲜有严格意义上的诗刻,祭祀场所里的诗刻现象仅存于文人祠之中。
较为著名的,如黄庭坚“尽书杜子美两川夔峡诸诗,刻石藏蜀中”,此为丹棱大雅堂中的杜诗石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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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雅堂既是贮藏杜诗石刻之地,同时也是祭祀杜甫之所,王一段时期,大雅堂中的春秋祀杜活动乃为当地定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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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受制于学科畛域,古典文学界对文人祭祀问题的关注程度还远远不够。
而在结果导向的影响之下,在以往的先贤祭祀研究中,我们又习惯将文人归为贤人一类来进行相关问题的讨论。
这就导致了文人祭祀这一现象久为学界所忽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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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上,从大类上分,文人确实属于贤人的一种。
但因其浓厚的文学属性,又不能将它放在贤人祭祀的框架之下笼而统之。
目前看来,将文人祭祀从贤人祭祀中抽离出来考察,至少有两方面的裨益:一是对贤人祭祀研究来说。
首先,我们厘清了中国古代贤人祭祀的起点时间,即其应该是中唐以后就开始发轫,而非像此前学界所普遍认为的,自宋初才开始出现。
其次,我们对古人所界定的贤人的内涵有了更清楚的认识,即举凡“树声立德,佐世匡时,博利殊功”者均在祠祀之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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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学成就当然也包括在内。
二是就文人祭祀研究而言。
在前文“研究缘起与学术反思”一节,我们已经提到了文人祭祀与贤人祭祀的种种差别。
其实,若深入分析,文人之祀与贤人祭祀还有很多差异之处和未解之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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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对于一般贤人,如忠臣贤守类,宋以后朝廷有加额和追加谥号的风气,而文人却很少享受此种待遇,原因何在?

又如在果报问题上,贤人的“神迹”明显要比文人更多,这只是因为二者身份不同吗?凡此种种,不一而足。
文人之祀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命题,必将推动相关问题认识的深化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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